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最著名的理论是他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在后冷战时代，文化和文明认同将成为冲突的主要根源。他的这一观点与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形成了鲜明对立：亨廷顿预言了一个以文化和文明分裂为特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冲突将沿着文化断层线而非意识形态断层线爆发；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全球将朝着西方式自由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和世俗理性主义的方向趋同。
过去几十年来，亨廷顿的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全球关于国际关系、身份认同以及文化政治的讨论。然而，亨廷顿在1996年的另一篇著作《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其实本应获得更多关注，尤其是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条深刻见解：尽管西方文明自认为优越，且具有全球影响力，但它对人类而言却是一种“独特而非普世”的模式。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强烈的批判性与冷战后单极时代的思想范式背道而驰，因而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亨廷顿的观点挑战了把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等同于全人类普世追求的种族主义思想。他指出，个人主义、自由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等西方价值理念，源自西方文明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如果假定这些价值理念具有普遍适用性，不仅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政治上也十分危险，因为它有可能疏远非西方社会，并引发文化抵制。
回望历史，亨廷顿当年的批判性观点预见了今天21世纪的诸多地缘政治现实，比如西方自由普世主义的式微、西方国家综合国力的相对衰落、新兴国家的崛起、大国竞争与武装冲突的再度上演、经济失衡的不断加剧、逆全球化的抬头，以及全球规范与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即便在西方世界内部，随着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兴起，以及人们对自由主义全球化承诺未兑现的失望加重，自由普世主义也已陷入困境。冷战后曾一度毋庸置疑的胜利主义情绪，如今已被一个更加分裂和充满争议的世界秩序所取代。
这些发展态势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系列全球性乱象：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与技术竞争、乌克兰危机以及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新柏林墙”的出现、中东地区持续不断的战乱、非洲和“印太”地区的代理人冲突、全球能源与粮食安全状况的恶化，以及气候相关问题的日益严峻，这些都给国际合作带来了巨大压力。所有这些危机都凸显了以西方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深深的无力。
乍一看，这些全球性的动荡局势似乎恰好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即可以通过文化的视角解读全球秩序乱象。但细察之下便会发现，这些发展态势真正有力证明的不是他的“文明冲突论”，而是他的“西方独特论”：作为一种强加于人的普遍性组织模式，自由主义原则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主张各种不同治理模式共存并相互竞争的多元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西方将中国定位为“体制对手”而非“文明对手”。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推行的是替代性政治经济治理模式，而不是试图将中华文化价值观和政治规范普世化——尽管这两个维度其实密切相关。
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呈现出鲜明的反差。作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从未寻求将其文化或政治模式普世化。相反，它始终强调自身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化史”——外来思想与实践经过不断调适与整合，最终融入中国政治文化框架。“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选择性地吸收外来元素，将其植根于本土价值观与传统之中。
由此观之，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不深刻反映出一条深刻的认知：中国的发展道路与现代化进程根植于自身独特的历史经验、文化遗产与社会现实。任何外来思想观念或体系要在中国生根发芽，都必须经过“中国化”，适应中国国情。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历史表明，它从世界各地兼容并蓄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等思想理念，同时对它们进行本土化改造，以适应自身国情。
过去4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一个渐进的、适应性的、试验性的过程。中国的改革者们始终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和金融理论持开放态度，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要成功实施这些理论，就必须将这些理念进行中国化改造，有选择地学习，批判性地运用，以契合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现实。这种对外部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融入，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也丰富了原有理论本身，体现了对不同社会条件、挑战与问题的自发性反思意识。
在中国崛起以及“全球南方”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亨廷顿“西方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这一洞见，可能是他最宝贵的贡献。他的论断印证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垄断现代性。尽管“文明冲突论”仍是识别和分析潜在冲突根源的有益视角，但未来的世界秩序更有可能以文明共存为特征——每种文明都将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各自对人类进步的理解努力前行。
或许，问题的核心正在于西方自由主义本身。一方面，它倡导包容性、多元化以及不同价值体系的共存；另一方面，它又声称自身所秉持的个人权利、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等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性。这种多元主义与普世主义的矛盾日益使自由主义价值观陷入两难境地：要捍卫其普世理想，就往往会与尊重其他社会独特的文化与政治现实产生冲突，从而削弱了其内在的连贯性及合法性。
总之，西方现在是，且未来仍将是全球核心力量之一。当前西方的相对衰落并不意味着其经济、科技和政治实力的崩溃，而是标志着西方主导的、曾被盛赞为“历史终结”的“普世主义”时代被彻底终结。尽管西方凭借其独特的历史轨迹，仍掌握着巨大的有形和无形影响力，但其按照自身愿望塑造世界秩序的能力已有所减弱。这印证了西方模式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已不再是金科玉律，一个不同文明按照自身实际情况各自探索发展道路的多极世界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