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5日，硅谷传出一条并不令人意外、却极具象征意味的消息：谷歌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宣布离开供职27年的谷歌，与Sanjay Ghemawat、Oriol Vinyals、Quoc Le等元老共同创办一家名为Discovery Loop的公共利益公司，专注用AI自动化科学与工程中的完整实验循环。

同一天，另一位谷歌AI的标志性人物也交出了手里的日常权力——DeepMind创始人哈萨比斯卸下Google DeepMind CEO的日常管理工作，转任Google DeepMind董事长兼Alphabet首席科学家，继续领导AI制药公司Isomorphic Labs；原Google DeepMind首席技术官、谷歌首席AI架构师科拉伊·卡武库奥卢（Koray Kavukcuoglu）升任高级副总裁，接手日常经营，直接向皮查伊汇报。

三年前，Google Brain与DeepMind合并，哈萨比斯成为统一后的谷歌AI领导者。杰夫·迪恩虽然升任谷歌首席科学家，却失去了Google Brain这一独立组织。现在，杰夫·迪恩离开了，哈萨比斯也退出了日常经营，似乎预示着那段长达十年的路线角力画上句号。根据公开资料，杰夫·迪恩和哈萨比斯之间并未出现过私人宫斗，但能够确认的，是Google Brain与DeepMind长期存在的路线竞争、资源摩擦和组织紧张。两支世界顶级AI团队共处一家企业，却拥有不同的目标、文化和指挥体系。谷歌在AI时代付出的昂贵成本，除了算力，还有长期维持两套目标、两种文化和两条权力链的代价。杰夫·迪恩的离开，为这段历史画出了一条分界线。

杰夫·迪恩在谷歌历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1999年，他加入成立不久的谷歌，此后多年，他与Sanjay Ghemawat等工程师共同建设了MapReduce、Bigtable、Spanner、GFS等大规模分布式计算体系。

搜索引擎背后那些用于存储、处理和调度海量数据的基础设施，使谷歌可以把整个互联网装进自己的服务器，并在极短时间内返回结果。后来，杰夫·迪恩又把这种大规模工程能力带进人工智能。2011年前后，他与吴恩达、Greg Corrado等人共同推动Google Brain项目。2012年，Google Brain用大规模神经网络分析未经人工标注的YouTube视频帧，最终自行学会识别猫脸——“猫神经元”实验向整个行业展示了一个方向：神经网络的能力可能会随着数据和算力的扩大而持续增长。

Google Brain后来推动TensorFlow、TPU、Transformer、BERT、Pathways和PaLM等一系列项目，并让机器学习进入搜索、翻译、图片、广告、医疗和云服务。Google Brain的力量来自一种非常典型的谷歌思维：先解决大规模计算问题，再把研究成果装进产品，让数十亿用户感受到变化。杰夫·迪恩代表的也正是这条路线——科研需要雄心，最终必须落到基础设施、产品和真实使用场景中。所以Google Brain不是一座远离商业世界的象牙塔，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谷歌产品体系内部的一颗大脑。

2014年，谷歌收购英国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在收购前，杰夫·迪恩也曾是前往伦敦考察DeepMind技术和团队的人员之一，这说明他很早就认可DeepMind的研究价值。

然而，DeepMind和Google Brain的路线完全不一样。DeepMind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通用人工智能上；哈萨比斯代表的DeepMind派面向AGI、强化学习、游戏、长期突破。杰夫·迪恩代表的Google Brain派则聚焦工程、产品、规模化、近期价值。这两条路线原本可以互相补充，问题出现在DeepMind进入谷歌之后——它依然保留着独立品牌、独立文化和强烈的组织边界。谷歌由此拥有了两支顶级AI团队，也拥有了两个争夺AI定义权的中心。

2016年，AlphaGo击败李世石，DeepMind一举成为全球AI的象征。这场胜利带给哈萨比斯的远不止技术声望，它证明了DeepMind的强化学习路线能够解决过去被认为极其困难的问题，也提高了DeepMind在谷歌内部争取人才、算力和自主权的能力。随后出现的AlphaFold，又把这种声望从游戏推向基础科学。DeepMind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身份：它属于谷歌，同时又希望保持与谷歌商业体系的距离。

这一时期，Google Brain内部不少人开始反感DeepMind，两间实验室之间出现了根本性分歧。Google Brain认为，自己建设了谷歌真正使用的语音、翻译、视觉和计算基础设施，为公司创造现实收入，DeepMind却依靠一场围棋比赛获得了更多媒体关注和公司声望。DeepMind也有自己的不满：在它看来，Google Brain过于接近谷歌的短期产品目标，很难真正追求AGI。双方还存在真实的组织隔离——当时DeepMind员工可以凭工牌进入谷歌办公区，普通谷歌员工却不能进入DeepMind所在的楼层。两个实验室的关系一度紧张到需要在美国北加州举行秘密峰会，试图缓和矛盾。

虽然没有公开证据表明杰夫·迪恩与哈萨比斯发生过直接的私人冲突，但在两支团队争夺算力、人才、预算、管理层关注以及“谁代表谷歌AI”的过程中，两个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两条路线的象征。水面以下，两个王国都在扩张自己的边界。

2015年，谷歌重组为Alphabet，哈萨比斯在此期间前后开始推动一项内部计划，希望从谷歌体系中进一步独立，成为Alphabet旗下更接近独立公司的实体。谈判持续了多年——哈萨比斯担心，谷歌商业部门会过早控制AGI，把长期研究变成搜索、广告和云服务的工具；皮查伊则认为，AI已经成为谷歌未来最核心的能力，不能把最重要的科研团队和人才放到公司控制范围之外。这场争论看起来像组织架构谈判，背后其实是一场关于AGI所有权的竞争。

更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谈判最紧张的阶段，正好发生在Transformer诞生的2017年。根据塞巴斯蒂安的《哈萨比斯：谷歌AI之脑》所述，当时哈萨比斯频繁往返于伦敦和旧金山，陷在无休止的组织谈判中，当催生ChatGPT的Transformer论文出现时，他没能像原本可能做到的那样，意识到它的全部潜力。毕竟，忙于内斗的人，留给科研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017年，谷歌研究团队发表Transformer论文，为后来的GPT和大语言模型奠定了基础。2022年1月，谷歌公开介绍对话模型LaMDA；几个月后，又发布5400亿参数的PaLM，并在Google I/O展示AI Test Kitchen。这些进展说明，ChatGPT出现以前，谷歌已经拥有大模型、对话能力、算力基础设施和全球领先的研究人才。谷歌落后的环节，是把研究原型变成一款面向所有用户、允许自由提问的消费级产品。

组织上的问题是：Brain掌握大模型和工程能力，DeepMind掌握AGI声望和部分前沿研究，搜索、云和产品部门则控制发布渠道。技术、资源和产品决策分散在不同组织，没有一个负责人能够把它们快速压成一款统一产品。谷歌拥有制造ChatGPT的大部分零件，却长期缺少一条允许这些零件迅速组装、发布并持续迭代的生产线。

2022年11月，ChatGPT上线。迅速走红后，皮查伊在谷歌内部拉响“红色警报”，亲自介入AI战略，重新调配人员和团队，并决定结束长期维持的AI双轨制。

2023年4月，Google Brain与DeepMind正式合并，组成Google DeepMind。谷歌在官方公告中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公司需要把人才、算力、基础设施和研究资源集中起来，加快通用AI系统的开发。哈萨比斯出任CEO，成为统一后组织的最高行政负责人。杰夫·迪恩被任命为谷歌首席科学家，直接向皮查伊汇报，负责Google Research和Google DeepMind的科学方向，官方口径称之为晋升。

但从组织权力看，这更像一次明升暗降：杰夫·迪恩从独立领导一支AI大军的“诸侯”，变为拥有崇高声望、参与关键技术决策、却不再掌握团队、预算和人事任免权的“科学元老”。

组织调整后，两人共同推进的第一个关键项目是Gemini。2023年12月6日，Gemini 1.0正式上线，哈萨比斯和Koray Kavukcuoglu被列为项目负责人，杰夫·迪恩与Oriol Vinyals是整体技术负责人。这个名单揭示了Gemini真正的组织结构：哈萨比斯提供统一目标和组织权威，DeepMind贡献强化学习、多模态和AGI研究传统，原Google Brain体系贡献大模型、分布式训练、基础设施和产品工程能力。Gemini的诞生代表两条路线开始融合。

这种整合让谷歌重新回到大模型竞争中心。到2025年，Gemini 3带来的压力甚至促使OpenAI内部再次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这说明2023年的合并有效——它缩短了研究、训练和产品之间的距离，也让谷歌能够调用搜索、安卓、云、YouTube和Workspace组成的产品矩阵。

回到2026年8月5日。杰夫·迪恩的离开，是Google Brain时代最具象征性的人物彻底退场。他那套以分布式系统工程和开源框架为起点、逐步将AI植入谷歌全部产品线的道路，正式交出了最后一棒。与他同行的还有Sanjay Ghemawat、Oriol Vinyals、Quoc Le——四人横跨大规模计算系统、基础模型和推理研究，几乎是谷歌AI地基的一角被整体抽走。

哈萨比斯留下来了，但角色发生了更微妙的变化。转任董事长兼Alphabet首席科学家，意味着他的科学地位进一步提升，但对Google DeepMind的日常经营权显著下降——这有点像2023年那次合并后杰夫·迪恩的处境。皮查伊在内部信中解释，希望哈萨比斯“全身心投入，主动塑造通用人工智能的未来”；哈萨比斯自己则称，AGI“已经近在咫尺”，他需要时间与空间着眼全局。

接手日常运营的卡武库奥卢，代表另一类权力的崛起。他长期担任DeepMind首席科学家/CTO，对强化学习和大模型训练有深厚理解，但核心任务不再是提出下一个AlphaFold式的突破，而是将模型训练、算力调度、人才配置、产品部门和发布节奏压缩为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体化系统。他以高级副总裁身份直接向皮查伊汇报，而非挂名CEO——这意味着AI部门更紧地嵌回Alphabet的集中管理体系。

至此，谷歌AI的组织逻辑完成了三次演进：

回头看这十余年，杰夫·迪恩和哈萨比斯都曾在某个阶段定义谷歌AI。但两人的路线竞争，也共同暴露了大公司做AI最棘手的问题：顶级人才、先进算法和庞大算力聚集在同一家公司，并不会自然形成领先产品；组织目标一旦分裂，技术优势甚至会成为内部争夺的筹码。ChatGPT迫使谷歌结束了“两个AI国家”长期共存的状态；2026年的调整则进一步说明，实验室完成统一以后，下一场竞争已经来到产品和运营层面。未来胜负将由一套更庞大、更冷静的组织能力决定——它需要把研究、模型、芯片、算力和产品压进同一条生产线，还要让这条生产线持续高速运转。

杰夫·迪恩的离开，标志着谷歌已经更换了AI竞争的计分方式。派系之争没有赢家通吃，只是被工业化迭代的KPI取代；科学家治国的时代落幕，模型工厂的时代开场。

【本文系基于2026年8月5日谷歌AI领导层调整公开信息梳理的升级版。从Brain与DeepMind的十年暗涌，到Discovery Loop的出走与Kavukcuoglu的接棒，谷歌AI的派系史正被改写为一部组织进化史。作者将持续追踪这一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