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牌全球霸主，美国在外交领域积淀了深厚经验。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华盛顿决策圈就曾像如今审视对华关系一样，深入研判美苏关系，最终形成了四套截然不同的战略方案。这些方案不仅塑造了冷战格局的走向，其背后的战略逻辑，也为解读当下美国的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参照。

一、缓和战略：寻求稳定的大国协作尝试

缓和战略的核心诉求，是与苏联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延续二战前后两国在经贸、外交领域的往来基础。这一战略的主要拥护者是罗斯福总统，在他的战后规划中，美苏将以欧洲作为“战略缓冲区”，美国尊重莫斯科对大部分势力范围的诉求——这一思路已明确体现在《雅尔塔协议》的条款中。

不过，这一战略自诞生起就饱受争议。美国著名外交家乔治·凯南曾尖锐批评罗斯福“对俄国本质及其外交历史不可原谅的无知”，并认为若美国提早对苏联采取遏制姿态，中欧地区本有可能摆脱莫斯科的控制。罗斯福的逝世成为缓和战略落幕的关键转折点：1945年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接任总统，到1946年，罗斯福团队的核心成员几乎全部退出政府。

亨利·华莱士是坚持缓和政策的最后一位核心政治人物，他曾担任罗斯福时期的副总统（杜鲁门的前任），时任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主张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以此换取苏联在经济领域接受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946年9月12日，正值美国国务卿伯恩斯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巴黎谈判期间，华莱士公开呼吁：“我们越强硬，苏联也就会越强硬，现在需要的是美苏之间的和约。”

这番言论引发伯恩斯的强烈不满，他以辞职向杜鲁门施压，直言“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务卿”。杜鲁门借此机会，立即解除了华莱士的职务，缓和战略彻底退出美国对苏政策的核心舞台。

二、孤立战略：退守美洲的“堡垒主义”思维

以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国会共和党领袖，曾三度竞选总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虽认同对苏强硬的基调，却反对美国过多介入国际事务，主张重拾前总统胡佛倡导的“美国堡垒”理念。这一战略的核心逻辑，与特朗普时期的“西半球堡垒”政策存在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表达更为含蓄。

与身处四战之地、无退路可言的欧亚国家不同，美国作为两洋环抱的国家，拥有天然的地理屏障，即便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退守北美本土，维持自身的稳定发展。美国战略界长期存在“前线与后方”的二元认知：西欧国家是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美国与加拿大则构成全球海洋力量的“大后方”。

在当时的战略构想中，若没有核武器形成的恐怖平衡，海权力量一旦在亚欧大陆失利，美国的底牌便是依仗强大的海军优势实施封锁禁运，而英国和日本则被定位为一西一东两个前沿军事基地，为这一战略提供支撑。

三、遏制战略：冷战的核心指导思想

“遏制战略”由乔治·凯南提出，这位被称为“冷战之父”的外交家，在1952年赴苏联任大使前，就已构建起完整的战略框架。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1.0”又称围堵政策（英文“containment”，意为隔离、抑制），其核心判断源于凯南对苏联政权的精准研判：与二战前的德国不同，苏维埃政权并非冒险主义者，莫斯科对武力使用的敏感度极高，在遭遇强烈阻力时往往会选择撤退。

基于这一判断，凯南提出：美国对苏政策的核心，必须是长期、耐心、坚定且警惕地遏制俄国的扩张趋势。历史最终印证了凯南的认知，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中，美国便践行了遏制战略的核心思想——以核武器作为威慑阻止战争爆发，通过战略空运保障物资供应，同时发起外交舆论攻势，在立场上寸步不让。而苏联的表现恰如凯南所料，无论是三次柏林危机，还是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最终均以苏方的部分让步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海外用兵始终保持谨慎，其几次动武均针对“势力范围内部”，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动荡，以及阿富汗战争（本质是强行更换亲苏代理人），与美国的全球军事干预形成鲜明对比。如今，部分西方战略家仍沿用这一逻辑对比中国与俄罗斯，芬兰总统斯图布就曾称中国是“理性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是“正在衰落的鲁莽力量”，暗指普京政府更敢于动用军事力量实现战略目标。

四、激进战略：不惜开战的冒险主义路线

除上述三种战略外，美国决策圈也曾出现过不惜与苏联开战的激进战略。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公开挑战遏制战略，直言“为什么不胜利呢？”，主张采取更强硬的军事手段压制苏联。时任总统、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则以“存在核战争风险”为由，简洁有力地驳斥了这一主张，最终戈德华特在大选中惨败于约翰逊。

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严格遵循遏制战略的框架，拒绝了派出地面部队进入老挝切断越军补给线的建议，同时与中国保持秘密沟通和最低限度谅解，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但越战的最终结果，还是重创了约翰逊政府与民主党，这也印证了遏制战略的核心局限——需严格控制成本，持续高投入却不见成效的遏制，终将失去国内支持。2022年至今的乌克兰战争，再次重演了这一逻辑，持续的军事援助与资源消耗，让美国及欧洲盟友陷入战略困境。

历史回响：四套战略对当下的映射

综合四种战略的演变的来看，美国近年的对外政策可清晰看到历史的影子：特朗普政府兼具孤立主义与激进主义双重色彩，而拜登政府则是遏制战略的坚定拥护者，缓和派早已在决策圈销声匿迹。拜登执政四年推行的“遏制战略2.0”，在凯南原理论基础上结合现实做了调整，将部分领域划定为“遏制领域”，其余领域保留为“开放领域”。

具体而言，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构建军事同盟在地缘上压制中国，通过高科技限制强迫东西方形成两套互不兼容的系统，进而削弱中国的经济潜力，这正是典型的冷战遏制战略思维。遏制战略追求长期性，往往需要数十年才能显现效果，这与特朗普“立竿见影”的政策偏好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本质是孤立战略与激进战略的组合：在美具备优势的领域采取激进手段抢占利益，在美处于劣势的领域则退守孤立，减少资源消耗。

浏览2004年发表的《国际政治秩序与世界霸权》一文，开篇对当时局势的描述引人深思：“世纪转换前后，国际风云变幻万端，透过苏东剧变、北约东扩、东南亚金融风暴、911事件、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安定的世界。” 以今日视角回望，2004年恰是美国单极霸权特征最明显、世界格局相对稳固的阶段，但彼时的人们仍深感局势动荡。这也说明，每个时代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正经历“风云变幻”——1990年前后的苏东剧变、海湾战争，2000年前后的911事件与中东战争，2010年前后的金融危机与阿拉伯之春，皆印证了世界局势始终在跌跌撞撞中前进。

与综合国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中国不同，众多中小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如同“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也是部分发达小国紧紧依附美国的核心原因。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保持“斗而不破”的对美关系，是保障亚太地区繁荣发展、遏制地区热点战争扩大化的关键——没有超级大国支持，地区冲突难以掀起全球性风浪。而中国最稳妥的策略，仍是做灵活的应变者，将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消耗性任务”交给现行霸权，这正是二十世纪初美国对付英国时采用的战略，以时间换空间，实现自身实力的稳步提升。